从悉尼歌剧院开始，德国、莫斯科、里斯本、伦敦、巴塞罗那，然后回台北三四天，再来到北京，两个月的时间，林怀民和他的云门舞团几乎做了一次环球旅行。

    身形瘦削，一袭黑衣，林怀民身上散发出舞者特有的挺拔气质，“保利变漂亮了，北京多了很多高楼大厦，可是交通也更拥堵了。”

    这次，林怀民为北京的观众精选了云门舞团创立至今所创作的精华，而这些剧目在结束此次表演之后，大概也要休息了，“我六十岁了，已经老了，而我的舞者们正是最好的年华，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再翻几座新的山头，看些新的风景，而不是重复这些，虽然它们依然被全世界的观众喜爱。”

    由《红菱艳》而起的“舞”之恋

    父亲给他取名“怀民”，是希望他将来可以服务人群，这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对自己孩子的期望。他大概没有想到，自己的孩子确实走上了服务人群的路，却不是他期望的那个政治舞台，而是实实在在的舞蹈舞台。

    幼年的时候，林怀民初次看到旧好莱坞电影《红菱艳》便爱不释手，看了七八遍还不过瘾，影片给他埋下了喜爱舞蹈的种子，他开始在家里跳进跳出，有时候还会跳到桌上表演。

    1967年暮春，保罗·泰勒第一次来台湾演出，那时还在读新闻系三年级的林怀民特地起了个大早，穿上白衬衫卡其裤，从政大赶早班公路局车，到南海路“美新处”买30元一张的学生票。

    “天亮前下了阵雨，罗斯福路被雨水洗得黑亮，路旁木棉树梢绽放了几朵橘红的花，空气里透着清新的喜悦。”

    这喜悦却没给林怀民带来好运气，学生票被一抢而空，林怀民觉得天空一下子昏暗了下来，他一咬牙，又跑到台生乐器行，毅然抢下一张10排的60元券。

    “60元，我一个半月的零用钱，我从不后悔。”

    那或许就是舞蹈的种子在他生命里开始发芽的时刻。

    “你为什么不写小说，去跳舞了？”

    “跳舞是我的初恋，写作是我的妻子。结婚后，遇到老情人，旧情复发，于是舞蹈变成了我的情妇。”

    “妻子与情妇，你偏爱哪个？”

    “两个都爱。”他不假思索地说。

    14岁，林怀民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字作品《儿歌》，却用得来的稿费上了他生平第一次的舞蹈课；19岁，他就读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，却开始间断地习舞，师从旅美舞蹈家黄忠良；22岁，他出版了短片小说《蝉》，继续新闻学习，并正式在美国玛莎·葛兰姆以及摩斯·康宁汉舞蹈学校研习现代舞；26岁，他回到台湾，创立了“云门”舞团。

    那时林怀民还很年轻，老照片上，大大的睁着眼的年轻人，眼神中的青春，热情，迷茫，责任全都糅合在了一起。“我们距离成熟很远，然而云门舞集不应惶惑。因为年轻，我们可以成长。”在那本《云门舞团与我》中，林怀民这样描述当初的那些日子，他也曾想过甚至真的放弃，因为压力，因为劳累。于是他逃避，很久都没有去练舞场，直到一个多风的夜晚，在街上徘徊的林怀民再次推开练舞场的门。他脱下鞋子，开始上课，教着教着，他开始兴奋起来。

“下课后，舞者们习惯地趴在地上喘息。我要离去时，她们坐起来，静静地说：‘老师，谢谢你。’我冲下楼，在无人的黑巷里狂奔。流着泪，我记起玛莎·葛兰姆的话：‘我没有选择成为舞者。是舞蹈选择了我，就这样舞蹈变成我生命的全部’。”

    我的舞蹈是胡思乱想

    他不是舞蹈科班出身，学习的过程也是时断时续，他似乎一直是走在舞蹈的边缘，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舞蹈的世界放射光芒，“我不是舞蹈出身，我从来也不是一个很爱上台，脚拿很高的那种人，我一路过来都不会，但这正好可以让我胡思乱想。”

    一句人们习以为常的俚语“镜花水月毕竟总成空”，于是有了《水月》。

    在印度恒河岸边，林怀民看见乳白色的烟从焚尸场升起，丧家的男子从头到脚裹着白的棉衣，胡子刮得非常干净，他想到了自己重病的父亲，于是有了《烟》。

    他的每一次创作都来得如此看似不经意，他不知道哪里就会蹦出一个想法，“如果知道自己要创作的方向，我可能就不做了。我每个作品都是面对一种未知，为它来苦恼，那个苦恼是每个编舞者应该具有的病态，没有病是不会编舞的。”

    在林怀民看来，编舞是一种冒险，“因为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只是有一种呼之欲出的感觉。在他这里没有政策，他自己没有政策，“云门”舞者也没有政策，“面对这个身体，想接下来还可以做些什么？这非常有趣，它有一万种可能，但是你不知道，这会让我睡不着觉。”

    “我也不管‘云门’是当代或者现代舞团，也不管是传统还是现代，我不需要给它画一个框，我要打破这些规范，即使是你上一个作品才立下的规范，你都必须把它打破，这样你才能看到新鲜的东西，呼吸到新鲜空气。”

    云门舞团就是这样一个打破常规的地方，人们总是会谈论，为什么“云门”的舞者高矮胖瘦什么身形都有？“我不喜欢所有人都是高高的一个样，身形在这里无所谓，重要的是你的动作要有个性，你看‘云门’的节目就会发现，即使是同样一个动作，‘云门’的舞者每个人都会舞出不一样的感觉。”

    做一个‘云门’的舞者很辛苦，“他们要学的东西太多，甚至还要练习书法，年轻人进来是需要时间适应的。”于是，即使是在国外演出，这些舞者也会在住的旅店里练习书法，把它当消遣。

    文字出身的林怀民，在创立云门舞团之初，曾经响亮地说出“中国人编舞，中国人作曲，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”的口号，“那时候有感于台湾社会对西方文化太多的依赖，才会有了这个想法”。

    那时正好赶上台湾要摆脱贫穷、改善社会品质和文化环境的时代。林怀民大量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灵感，创作了《红楼梦》、《白蛇传》等众多作品，这些作品里有京剧，有名著，有我们传统思维上一切传统文化的要素。

正像他自己说的，这时期的他在不断地做加法，他渴望把所有元素都放进自己的作品里去，于是我们可以看到《红楼梦》里众女子统一而华丽的斗篷，一众人排队转动的场面，“排队对‘云门’真的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，我不喜欢排队、制式。”

    于是在后来的作品中，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简单的舞者，黑白的舞台，“一切简单的结果，呈现出来的焦点就是舞者的身体。我很高兴今天的‘云门’不再为故事、为角色服务，‘云门’的舞者在台上，那表现的就是他的身体，他的脾气。”

    走过了最初那段极端回归传统的时间，林怀民开始更多探索符号性的事物，“我已经不在乎所谓的中国味道，中国在我身上，表现出来的就是中国，而如果没有，不管舞美、音乐、服装如何好，它也是一个坏作品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是中国？2008年举办奥运，有鸟巢的那个也是中国，谁说紫禁城才是中国？我们的任务是如何延伸传统，加入新的东西，当打开的时候，你吸收，变出新的东西。说到中国的时候，我们不一定需要把它拉到古时候，今天的我们也是中华民族，传统有时候是灵感，有时候也是包袱，就看你怎么应用它。”

    林怀民说自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人，当媒体铺天盖地在讲述他表现的书法、静坐、太极的时候，他告诉记者，这些东西我都不懂，“我并不理解这些东西，对它们也没有研究，我要的是能够理解、受过这些训练的舞者，我来跟他们的身体产生对话，我并不拿东西来框住它们，所有的太极、静坐或者其他，都只是手段而已。”

    完成在北京的演出后，林怀民和他的舞团就可以有个短暂的休假了，他幽默地说：“我们期待这次演出，我们同样期待演出之后的假期。就让大家打开心胸，惊艳这场表演吧。”

    林怀民与“云门舞集”

    林怀民1947年出生于台湾嘉义，14岁开始发表小说，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文坛瞩目的作家。留美期间，一面攻读学位，一面研习现代舞。

    “云门”是中国最古老的舞蹈，相传存在于5000年前的黄帝时代，但早已失传。1973年春，林怀民以“云门”作为名称，创立华人社会第一个当代舞蹈团体。30多年来，“云门舞集”排演了150多出舞蹈作品，成为台湾地区两三代人的共同记忆。“云门”也经常应邀赴海外演出，是国际重要艺术节的常客。近年来，每年在大都市举行的户外公演，平均每场观众多达6万。